5G竞争时代的布局：寻找新商业模式

在中国政府确定三大运营商5G频谱分配前夕，欧洲投资银行与电信设备商诺基亚签署了5亿欧元的贷款协议，以支持欧洲境内科技公司在5G竞争中取得优势。两个月之前，欧洲投资银行还向爱立信提供了2.5亿欧元贷款。在此之前，爱尔兰、拉脱维亚、英国、西班牙已经相继完成5G频谱拍卖，全球仅有的5个完成5G频谱拍卖的国家中，欧盟占了4席。欧洲一度是全球移动通信业的绝对领导者，在2G、3G时代，欧洲企业生产了全球80%的手机，全球前三大电信设备商均系欧洲企业。但在2010年之后的4G时代，欧洲4G发展缓慢，欧洲手机公司、手机芯片企业黯然退场。

从目前来看，全球的5G竞争主要集中在中国、美国、韩国、欧洲之间，5G的设备竞争将围绕在华为、爱立信、诺基亚、中兴、三星之间展开，5G的终端市场属于华为、小米、OPPO、vivo、苹果、三星的战场。当然，核心的手机芯片、射频器件目前几乎大部分来自美国，从目前趋势来看，高通仍是诸多手机厂商在5G初期的唯一选择，而诸如Skyworks、Qorvo等器件公司也将控制大部分5G器件市场。尽早大规模商用5G网络的国家，能够大概率巩固现有的产业优势，并进一步在全球扩大影响力。而这取决于相关国家的运营商是否能够尽早储备技术、产业链成熟的5G方案，并且拥有足够的资金去持续建设5G网络，这也是每个政府都在竭力克服的难题。

3G时期，华为、中兴两大设备商高速成长，并跻身全球五大电信设备商。4G时期，中国手机厂商逐步摆脱之前低质、低价的机海战术，华为、小米、OPPO、vivo逐渐覆盖中低高端手机市场，全球出货量仅次于苹果、三星。中国整个通信产业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三大运营商在3G、4G时期的投资驱动。2009年，中国3G市场启动。整个3G时期，电信、移动资本开支占收入比高于25%，联通始终在40%以上。相比之下，一直引领全球4G市场的美国，其运营商资本开支占比远低于中国运营商，Verizon、AT&T资本开支占比大部分时间低于15%。2014年之后，4G市场的竞争又让三大电信运营商投入海量资金，移动、电信资本开支占比也超过30%。截至2018年上半年数据，三大运营商共建设417万个4G基站，超过全球半数以上。2017年底，中国4G用户总数达到10亿，占全球4G用户70%以上。但是，高速发展的4G市场很可能透支了移动通信市场的发展潜力。在2013-2017年间，中国三大运营商的流量用户从4亿增至10亿，收入增长了1176亿元。但这几乎占全球所有运营商收入增量的50%。欧洲运营商收入持续下滑，北美运营商主要依靠不断的收购维持收入、利润增长。4G后期，欧洲、美国以及中国运营商在持续的竞争中将无限流量业务推向市场，持续演进的4G网络目前足以支撑这一业务。这很可能提前透支了5G的商业模式，因为对消费者而言，“4G的无限流量”与“5G的无限流量”并没有本质不同，消费者只会关注哪个性价比更高。这也就意味着在用户难以继续增长时，运营商难以从5G获得增量市场。除非5G寻找到新的商业模式。但是，无论是海量的低价值物联网，还是车联网、智能工厂等潜在高价值市场，暂时都没有看到能够明显提高收入的业务模式。正因如此，随着5G临近，虽然设备商、终端企业、政府部门的热情持续高涨，但运营商却越来越冷静。

着力推动5G的国家都在探索通过政策改革提高运营商的建设预期。以美国为例，美国政府在2017年推出的“减税与就业法案”使四大运营商2017年的净利润均提升超过100%，经营现金流也大幅提升。根据Verizon预测，减税政策能够在2018年增加35-40亿美元现金，这将为Verizon增加15%的现金流。而且，这一方案同样提高了高通、Intel以及诸多美国通信企业的竞争力。同时，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为5G调整了国家环境法、国家历史保护法中对网络基础设施的审查程序，这也为5G建设节省了16亿美元成本，以及大幅缩短网络建设的时间成本。同时，美国批准了T-Mobile、Sprint的合并，两大运营商的合并将大幅加强美国电信市场的竞争，以倒逼领先者尽早规模部署5G网络。

在韩国，韩国政府在2018年6月的频谱拍卖中降低了5G频谱的成本，并且协调了包括地方政府、地铁机构等几十家相关利益部门共同参与5G建设，以推动运营商进行基础设施共建共享，通过降低5G建设成本以推动5G发展。

在中国，政府部门已经通过成立铁塔公司提高了网络建设速度、并且持续推动提速降费以鼓励市场竞争，这些政策使得中国4G市场得以飞速发展。但是，想要让5G延续4G的高速发展，在扩大设备、终端产业优势的同时带动芯片、器件产业崛起，政府部门需要给整个电信产业释放更多的政策红利。